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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毕节,山区脱贫试验30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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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雀民族服饰加工厂有18人来自贫困家庭,工人月收入在2500到5000元不等。(南方周末记者 于冬/图)

(本文首发于2018年6月28日《南方周末》)

30年前,以“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、人口控制”为主题的扶贫试验在毕节呼之欲出。彼时,国际有关机构专家认定,毕节地区为“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喀斯特地区”。

“过去的扶贫,是高高在上的。如今,我们都是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进去,跟他们共同商量、共同讨论研究,怎么把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做得更好,让毕节的发展更快。”

一颗冰糖入口,苗族老人安美珍露出笑容。

绿树环绕的院落中,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拄着拐杖端坐在火塘边。三十多年前,安美珍及其所在的地区贵州毕节为举国牵挂。

一段凄惨的真相得以揭露,缘起一名记者的一次意外探访:1985年5月29日,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在采访贵州毕节期间,听闻赫章县海雀村一带有种非常珍贵的名花——滇藏木兰。经当地农工部门的指引,刘子富直奔海雀村。

抵达村寨那一天,眼前的景象让刘子富一生难忘。

“苦甲天下” 成过往

一阵黑尘扑面而来,大人扶住锄头,小孩子则快速躲到洋芋地中的石缝间。

那一年,安美珍64岁,她光着脚板,穿着破烂不堪的裙子。风沙中,她抱起一团茅草,在四壁透风的“杈杈房”里,左塞塞,右塞塞,几个孩子抱在一起躲在墙角避风沙。

“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,全家终年不见食油,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,4个人只有3个碗。已经断粮5天了。”1985年6月2日,在新华社内参中,刘子富写道,“海雀村的3个村民组,11户农家,家家断炊。”

地处黔西北高原,海雀村是“诸葛亮七擒孟获”的古战场,有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。1980年,海雀村人口急剧膨胀,迫使农业生产“开荒开到边,种地种到天”,这导致当地水土流失严重,石漠化程度惊人。

多数群众住着“杈杈房”——由树枝围起的锥形草棚,过着人畜同居的极度贫困生活,海雀村人自嘲“苦甲天下”。

刘子富所采写的《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,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》的内参报告迅速传到北京。

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当即做出批示,要求限期改变这种面貌。

接到上级传达的批示精神的当天,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连夜召开紧急会议,抽调得力干部星夜赶往海雀村,就地开仓放粮,一次性发放20万斤。

自此,以“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、人口控制”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也呼之欲出。1988年,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倡导推动建立毕节试验区,同年6月,这一建议获得国务院批准。

试验区建立之初,国际有关机构专家就认定,海雀村所在的毕节地区为“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喀斯特地区”。

唯有移民?国内也有人口专家发出预警:毕节的资源只能承载400万人口。然而,1987年毕节总人口已达560万。其中,贫困人口为312.2万,全市人均纯收入184元,人均粮食则不足200公斤。

“有粮,有房子,还喂了过年猪!”遥望崇山峻岭,满目青翠,安美珍老人对眼下的生活甚为满意。

2018年6月21日,电影《文朝荣》首映,整个海雀村也都沉浸在兴奋与追思的复杂气氛中,电影的主人公文朝荣正是该村已故老支书。

1987年冬天,文朝荣开始带领海雀村男女老少上山。三十多年来,他们扛起锄头、挑上木桶,捏“营养坨”,喂猪养牛,直到后来尝试着搞地膜覆盖,种植中草药材,从根本上治理石漠化摆脱贫困。

“生存环境有多恶劣?”前半生追随老支书文朝荣植树造林,王光德颇有诗意地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,“当时早晨出门天不亮,夜晚归来月亮上。”

苦日子难熬。其间,也不乏海雀村民提出建议:为何不把刚成材的树木砍掉卖钱,以解燃眉之急?

最后,不砍伐树木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。如今,海雀村全村三十多个“和尚坡”已是万亩林海,森林覆盖率已从不足5%飙升到82.5%。

海雀村成为毕节试验区生态建设的先行者。

“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,山腰坡改梯配经果林系带子,坡地种绿肥盖地膜铺毯子,山下多种经营抓票子,基本农田集约经营收谷子。”尽管读书不多,王光德仍能熟记“五子登科”山地治理经验。

石门坎,迈过贫穷之“坎”

精神高地,却一度是教育文化洼地。

“上世纪20年代开始,很多外国人可能不知道有贵州省,有威宁自治县,却知道有个叫‘石门坎’的地方,因为国外来信只要写上‘中国石门坎’即可收到。”谈及他的家乡,苗族青年陶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

经过4小时穿越蜿蜒的山间公路,便进入神秘的“中国石门坎”。近代以来,深处大山之中的石门坎,却曾经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。

山高坡陡、土地贫瘠,以致石门坎人编出一首首打油诗:“山高雾大细雨多,庄稼一种几片坡,到了秋收一算账,种一坡来收一锅”。“妁甫龙街子(地名),荞麦洋芋过日子;想吃包谷饭,除非老婆坐月子;想吃大米饭,除非二辈子”……

正是这偏僻之地,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多个先例:中国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(光华小学)、第一个男女混合游泳池、第一所苗民医院以及贵州省第一座校园足球场。

这一切,皆与英国传教士柏格理(Samuel Pollard)有关。相传,苗族人因为在市场交易中总是吃亏,甚至举族无一人能书写诉状。于是,苗人集体做出决定邀请柏格理做老师。

“1904年,柏格理来石门坎的时候,整个威宁县能够初识汉字的恐怕也不过五六人。”站在柏格理初次进入石门坎的隘口,陶凯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,柏格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不仅带领众人建立学校、医院,还与众人一道创制“坡拉字母”,即“大花苗文”。

柏格理的到来,使得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西高原迅速上升为教育文化高地。不过,西方教育带来的繁荣却如昙花一现,没有能根本地解决地区教育文化落后的局面。直到1987年,也就是毕节试验区成立前夕,全市的文盲、半文盲率仍高达48%。

几经变迁,柏格理所创建的“石门光华学校”,已变成“石门民族学校”。该校设有小学部与初中部,还遵循历史的传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英语和苗语课程。

孩子们上课时,朗朗的读书声响彻山村小镇。

“由于石门乡地处边缘,交通闭塞,加上气候条件恶劣,石门乡的教育一度发展缓慢,滞后于周边乡镇。”石门民族学校校长李正东说,真正的大变化是近5年多以来,该校各项考评实现从全县排名垫底逆袭进入三甲。

整齐的教学楼矗立在半山腰上,电教中心、物理实验室、化学实验室等与发达地区学校并无二致,甚至石门民族学校的教室内还安装有中央空调。

略有不同的是,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,石门民族中学采取全寄宿封闭式管理,统战部门还援建了一家视频聊天室,供学生与远在外地务工的家长进行亲情沟通。

1915年,石门坎暴发较大规模的瘟疫,柏格理染病去世。

柏格理所创办的贵州省第一所麻风病院,是今天石门卫生院的前身。

“救护车一响,一头猪白养;住上一次院,一年活白干。”石门卫生院院长金佳毕描述昔日的治病难问题,“现在老百姓看病,一般都是小病不出村,大病不出乡,还有合作医疗报销,这大规模遏制和减少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。”

从最初的几名医护人员、单一的诊疗模式,石门卫生院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家综合性医院,设有预防保健、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、中医科、放射检验科等十几个科室,该院还同贵州省人民医院设有远程诊疗合作系统。

“看真贫、扶真贫、 真扶贫”

越穷越生,越生越垦,越垦越穷。三十多年来,毕节全市街头巷尾的宣传主题始终是“要致富先修路”“少生孩子多种树”。

毕节,始终是令人牵挂的地方。

1988年4月,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邀请中央统战部、国家民委、各民主党派中央、全国工商联等支持毕节扶贫建设,并请求中央智力支边领导小组指导毕节改革试验。正是在此背景下,多党合作推动“同心工程”应运而生。

“过去的扶贫,是高高在上的。如今,我们都是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进去,跟他们共同商量、共同讨论研究,怎么把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做得更好,让毕节的发展更快。”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总结毕节试验区扶贫经验时如此评价。

对此,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称之为“参与式扶贫”。

“做完农活的空闲,还有手工活可以赚钱养娃。”刘光绪是海雀民族服饰加工厂的创办人,也是“参与式扶贫”政策的受益者。

2015年初,刘光绪从浙江务工归来后,自行申报扶贫项目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。如今,他的工厂已初具规模,50多名工人正熟练地操作机器,有18人来自贫困家庭,月收入均在2500到5000元不等。

白色、紫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摆,近万亩马铃薯枝蔓刚盖过红色的地皮。从石门坎小镇出发,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行进十几公里,便是仰天窝马铃薯扩繁基地,也是“农户+合作社+公司”扶贫模式的试验点。

“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,贫困户还能得到实惠。”该项目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,农户、合作社与公司按照7∶2∶1的比例分配。2016年,每种植一亩马铃薯可实现利润5500元,贫困户即可分得3850元。

一些扶贫模式、办法在实践中应运而生。当前,结队帮扶、产业扶持、教育培训、农村危房改造、扶贫生态移民、基础设施建设到村到户行动,以及“六个到村到户”的扶贫工作方法已在毕节全市推广实施多年;一看房,二看粮,三看劳动能力强不强,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,“四看法”也被作为扶贫成果评估的重要标准。

2014年5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了解毕节扶贫经验时,批示要求继续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一条新路子。

2015年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指出:“各民主党派中央、全国工商联和有关方面积极助推国家重点发展战略,开展对毕节试验区以及其他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,形成了一批品牌项目。”

来自当地政府的统计,毕节试验区成立30年来,全市的贫困发生率已从65.1%下降到8.89%,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94万,这只是中国减贫的缩影。改革开放40年来,中国快速发展正惠及亿万民众,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%,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。

“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,速度之快绝无仅有。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·克拉克评价,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。(本文已获得南方周末授权,其他媒体未经授权禁止转载)

责任编辑:黄亚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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